梁思成对独乐寺是心怀深厚感情的。1932年4月，他开始进行古建调查的起点就是蓟县的独乐寺。当时，日军已经威胁平津，梁思成怀着责任心与紧迫感，身携借自清华的仪器设备，与弟弟梁思达一起来到蓟县，对独乐寺进行了实地系统的调研。归平后，梁思成依据调研所得的第一手材料，在林徽因的帮助下，完成了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》一文，同年6月发表在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》。这片论著，确立了独乐寺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。

解放后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，为了测绘，保护独乐寺，先生又三次来蓟县。鉴于1932年那次测绘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些疏漏，梁思成认为独乐寺需要重新测绘。

1964年4月，他携我一同前往蓟县，联络准备重测事宜。随着，他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，由文化部古建研究室主任祁英涛率领到独乐寺测绘，由他进行具体指导。得到新测的图纸和照片，他欣慰不已，曾感慨：“总算了却一桩心愿”。他准备归后即向上级提出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的建议。

1966年的春天，国内政治气候已是“山雨欲来”，梁思成的处境也越发险恶。他深感重修独乐寺无望，即使如此，他还是冒着风险，顶着压力，第三次来到蓟县与有关部门研讨观音阁的保护问题。他提出要为观音阁安装避雷针，安好全部门窗；为防止鸟类粪便落于观音头像，要为观音头像罩上铁丝网。在他的建议下，文化部迅速拨款九千元，由河北省古建队按其要求施工安装完毕，使独乐寺受到妥善保护。这里节选的是1932年梁思成对独乐寺的调查报告。在文中，他提出了研究古建必须从实物入手的观点。

近代学者治学之道，首重证据，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，俗谚所谓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适合科学方法。艺术之鉴赏，就造型美术言，尤须重“见”。读跋千篇，不如得原画一瞥，义固至显。秉斯旨以研究建筑，始庶几得其门径。

造型美术之研究，尤重斯旨，故研究古建筑，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。我国建筑，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。其法以木为构架，辅以墙壁，如人身之又骨节，而附皮肉。其全部结构，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。然木之为物，易朽易焚，于建筑材料中，归于“非永久材料”之列，较之铁石，其寿殊短；用为结构，一旦焚朽，则全部建筑，将一无所存，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。然若环境适宜，保护得法，则千余年寿命，固未尝为不可能。去岁西北科学考察团自新疆归来，得汉代木简无数，率皆两千年物，墨迹斑斓，纹质如新。固因沙漠干燥，得以保存至今；然亦足以证明木寿之长也。

至于木建筑遗例，最古者当推日本奈良法隆寺飞鸟期诸堂塔，盖建于我隋代，距今已千三百载。然日本气候湿润，并非特宜于木建筑之保存，其所以保存至今者，实因日本内战较少，即使有之，其破坏亦不甚烈，且其历来当道，对于古物尤知爱护，故保存亦较多。至于我国，历朝更迭，变乱频仍，项羽入关而“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”，二千年来革命元勋，莫不效法项王，以逞威风，破坏殊甚。在此种情形下，古建筑之得幸免者，能有几何？故近来中外学者发现诸遗物中，其最古者寿亦不过八百九十余岁，未尽木寿之长也。

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，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，去今（民国二十一年）已九百四十八年，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。以时代论，则上乘唐代遗风，下启宋式营造，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，罕有之宝物也。

翻阅方志，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；适又传闻阁之存在，且偶得见其照片，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。平蓟间长途汽车每日通行，交通尚称便利。二十年秋，遂有赴蓟计划。行装甫竣，津变爆发，遂作罢。至二十一年四月，始克成行。实地研究，登檐攀顶，逐部测量，速写摄影，以纪各部特征。

归来整理，为寺史之考证，结构之分析，及制度之鉴别。后二者之研究方法，在现状图之绘制；与唐、宋（《营造法式》），明、清（《工程做法则例》）制度之比较；及原图之臆造（至于所用名辞，因清名之不合用，故概用宋名，而将清名附注其下）。计得五章，首为总论，将寺阁主要特征，先提纲领。次为寺史及现状。最后将观音阁山门作结构及制度之分析。

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，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，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。壁画所见殿阁，或单层或重层，檐出如翼，斗栱雄大。而阁及门所呈现象，与清式建筑固炯然不同，与宋式亦大异，而与唐式则极相似。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者，若骤见此阁，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。

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，非故仿唐形，乃结构制度，乃属唐式之自然结果。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，则木质之结构——建筑之骨干——是也。

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上两层实际上三层的木结构。它是环绕着一尊高约十六米的十一面观音的泥塑像建造起来的。因此，二层合三层的楼板，中央部分留出一个空井，让这尊高大的塑像，由地面层穿过上面两层，树立在当中。这样在第二层，瞻拜者就可以达到观音的下垂的右手的高度；到第三层，他们就可以站在菩萨胸部的高度，抬起头来瞻仰观音菩萨慈祥的面孔和举起的左手，令人感到这尊巨像，尽管那样的大，可是十分亲切。同时从地面上通过两层的楼井向上看，观者的像又是那样高大雄伟。在这一点上，当时的匠师在处理瞻拜者和菩萨像的关系上，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。

……

蓟既为古来重镇，其建制至为周全，学宫衙署，僧寺道院，莫不齐备。而千数百年来，为蓟民宗教生活之中心者，则独乐寺也。寺在城西门内，中有高阁，高出城表，自城外十余里之遥，已可望见。每届废历三月中，寺例有庙会之举，县境居民，百数十里跋涉，参与盛会，以期“带福还家”。在其蓟民心目中，实为无上之地，如是者已数百年，蓟县耆老亦莫知其始自何年也。

“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，至辽时重修。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。统合四年孟夏立石头，其文曰‘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，修观音阁。以统合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、东西五间、南北八架大阁一所。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’”。

统合二年，即宋太祖雍熙元年，公元984年也。阁之再建，实在北宋初年。《营造法式》为我国最古营造术书，亦为研究宋代建筑之唯一著述，初刊于宋哲宗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）上距阁再建，已百十六年。二统合二年，上距唐亡（昭宣帝天佑四年，公元907年）仅七十气年。以年月论，距唐末尚近于法式刊行之年。且地处边境，在地理上与中原较隔绝。在唐代地属中国，其文化自直接受中原影响，五代以后，地属夷狄，中国原有文化，固自保守，然在中原若有新文化之产生，则所受影响，必因当时政治界限而阻隔，故愚以为在观音阁再建之时，中原建筑若已有新变动之发生，在蓟北未必受其影响，而保存唐代特征亦必较多。如观音阁者，实唐宋二代间建筑之过渡形式，而研究上重要之关键也。

寺之创立，至迟亦在唐初。《日下旧闻考》引《舟山志》云：

自统和上溯至唐初三百余年耳。唐代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昌盛时代；寺像之修建供养极为繁多，而对于佛教之保护，必甚周密。在彼适宜之环境下，木质建筑，寿至少可数百年。殆经五代之乱，寺渐倾颓，至统和（北宋初）适为须要重修之时。故在统合以前，寺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，殆属可能。

有清一代，因坐落之关系，独乐寺遂成禁地，庙会盛典，皆于寺前举行。平时寺内非平民所得入，至清末遂有窃贼潜居阁顶之轶事。贼犯案年余，无法查获，终破案于观音阁上层天花之上；相传其中布置极为完善，竟然一安乐窝。其上下之道，则在东梢间柱攀上，摩擦油腻，尚有黑光，至今犹见。

鼎革以后，寺复还于民众，一时香火极盛。民国六年，始拨西院为师范学校。十三年，陕军来蓟，驻于独乐寺，是为寺内驻军之始。十六年，驻本县保安队，始毁装修。十七年春，驻孙殿英部军队，十八年春始去。此一年中，破坏最甚。然较之同时东陵盗陵案，则吾侪不得不庆独乐寺所受孙部之特别优待也。

北伐成功以后，蓟县党部成立，一时破除迷信之声，甚嚣尘上，于是党委中有人倡议拍卖独乐寺者。全蓟人民，哗然反对，幸未实现。不然，此千年国宝，又将牺牲于“破除迷信”美名之下矣。

民国二十年，全寺拨为蓟县乡村师范学校，阁，山门，并东西院坐落归焉。东西院及后部正殿，皆改为校舍，而观音阁山门，则保存未动。南面栅栏部分，围以土墙，于是无业游民，不复得对寺加以无聊之涂抹撕拆。现任学校当局诸君，对于建筑，保护备至。观音阁山门十余年来，备受灾难，今归学校管理，可谓渐入小康时期，然社会及政府之保护，犹为亟不容缓也。

此次旅行，蒙清华大学工程学系施嘉炀先生惠借仪器多种，蓟县王子明先生及蓟县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刘博泉，教员王慕如，梁伯融，工会杨雅园诸先生多方赞助，以与种种便利。而社员邵力工，舍弟梁思达同行，不唯沿途受尽艰苦，且攀梁登顶，不辞危险，尤为难能。归来研究，得内子林微因在考证及分析上，不辞劳，不惮烦，与以协作；又蒙清华大学工程教授蔡方萌先生在比较和计算上与以指示，始得此结果。而此次调查旅行之可能，厥为社长朱先生之鼓励及指导是赖，微先生之力不及此，由思成所至感者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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